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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爱的船长

我叫天使哥哥,在海上扔出一只漂流瓶,被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捡到了。正努力划向彼岸。

 
 
 

日志

 
 

呼唤“狂人”——纪念“五·四”90载  

2009-05-06 11:17:14|  分类: 经典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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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我 

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里创造了一个“狂人”。近年有人考证,这“狂人”的原形之一是陈独秀。其实何止,那时代有众多的“狂人”,鲁迅自己也是。鲁迅叫喊“偏至”,他的“偏至论”,一是“掊物质”,二是“排众数”。“物质”就是黄金黑铁,也就是富国强兵;“众数”则是“众治”,也就现在人们还甚爱的“民主”。 

    “五·四”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科学”,一面是“民主”。但其实那时代的前沿知识分子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科学的原则是全面客观,不偏不倚,但那时的妄言俯拾皆是。鲁迅将中国几千年文化总结为“吃人”,即便像我这样警惕传统文化的,也未必认同。钱玄同甚至要“废孔学”、“灭道教”,“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还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这主张还得到了陈独秀及周氏兄弟的赞同。钱玄同甚至说“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无疑是偏激之至。即便是“弱肉强食”科学,也是有所偏颇的,所以在此之上宣扬“兽性主义”,就更不是科学的主张了。

    所谓“旗帜”,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竿而起。但是让揭杆者治理国家是成问题的。现在就连最高领导人都承认“民主是个好东西”了,可是鲁迅却是要“排众数”,简直是毫无民主思想的“狂人”。但鲁迅们之“狂”是可以允许的,只要他们不成为政治家,手上不捏着别人的性命,这“狂”,是一种精神的标高。这些人也不能掌握政权的,陈独秀的失败就是个例子。他们只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狂”的特权。如今钱玄同要废除的“孔学”又被抬出来了,有人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复兴?知识分子说了不算,但是钱先生的狂言另有他的意义,至今依然,也就是对这个容易昏慵的世界扎一剂清醒针。那是“棒喝”,让我们睁大眼睛,瞧见“儒学”的毒性。这正如我们依然免不了要食用河豚,但是我们记住了其内脏是有毒的,首先得除毒。日本人就是这么吃河豚的,有专门的“河豚除毒所”,河豚便可以畅销市场。 

    那么,这种狂言也是必须的了。社会需要这样说话的“狂人”,因为这些狂人充当的是“牛虻”的角色。波斯纳认为,无论怎样的社会,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牛虻”。这些“牛虻”冲击麻木的思想,对僵硬的常规发起挑战,对抗正统和教条。他们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现状发问,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这些“牛虻”就是知识分子。作家也是这样的“牛虻”,只不过所用的扎刺不同罢了。而且在文学上,这种疯狂还可以产生极致的美。有人企图把文学和文化加以区别,固然有区别,但在精神实质上是一样的。一个杰出的作家一定是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不疯狂的知识分子,只能是“伪知识分子”。

    遗憾的是,如今知识界文学界这样“伪知识分子”比比皆是,“五·四”的“狂人”几乎已经绝种了。我们很难看得到口出狂言、撩着袖子说话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见多的是这样的情形:开口必有论证,言说必有逻辑,提案必得有用,思想必得有益于社会稳定,平庸得可以。其中有因为被阉而“狂”不起来的,更有为自己利益打算的,或者因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从而自动受阉而“狂”不起来的。在文学上喜欢玩技术,摸着技术主义裤腰带脱不下来。因为没有激情,内里空空如也。但是这样也就没有危险了,而且作品又容易发表和出版,还可以侃侃而谈写作技巧,把别人整得一愣一愣的。如今是多么的崇尚技术!其实中国历史就有崇尚技术的传统,中国人在动乱和高压之下,只能选择玩技术,还可以被不管怎样的主子所用。虽然看似一直在倡导“文以载道”,其实中国文化有着两面性——皇家和民间的两面性:皇帝要治国,要御用工具,百姓要被御用,就必须有技术;表面和内里的两面性: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一套,内里告诫自己和子女的又是另一套。

    上世纪90年代后,脑满肠肥、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五·四”,认为虽然出现了《狂人日记》、《祝福》、《女神》等优秀作品,但总体水平不高,不少作品就是某个思想观念的图解和演绎,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生动。这固然是事实。其实,就连《狂人日记》这些作品也粗糙得很。但是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反叛精神。离了精神价值,文学只是一堆技术零部件。所谓偏激,是作家所必须的,作家必须具有对所处的世界的过度敏感,甚至是偏狭。冰心当年谈她怎样写小说:“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以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这其实是对的,但是这些年,总被当做“五·四”作家写作误区的例证。

    前些日子,《南方周末》上又有人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法理问题,作者引用梁漱溟对青年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驻日公使的质疑,认为这是“犯法”。看上去有道理,但是我要问:所谓的“法”是什么?是谁的“法”?梁漱溟混淆了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本质区别:在民主社会,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百姓,都可以表达意志,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可以来到台上说话,而在专制的社会,却只能由统治者说话,由他们表达意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讲究法理,一味想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就只能无法解决,甚至上访问者还会被当做“精神病”。这是非正常的社会,在非正常的社会里,只能采用非正常的手段来解决。当然这样非正常的手段,也可能出现“暴民”,知识分子则是“狂人”。这是我们的困境。如何摆脱困境?首先必须从制度入手。这并不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搅混水和抵赖没有意思。   

    我总想,我们需要继承“五·四”什么?恰是这种在我们这时代被普遍认为应该摒弃的“狂”。从好的方面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挫折,我们不想再盲撞盲打,我们想成熟。但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成熟,就是它的永不成熟,永远有动力。“五·四”狂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一度再现。虽然那时代并非“怀旧”者所看的那么好,但是我仍怀念那时代的激情。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胡言乱语的作家还是有的。这里有个关键问题:立场。那种“含泪劝告”、“纵作鬼,也幸福”者,看似语出惊人,但是其实只是奴才。其实即便是“五·四”,“八十年代”,也有奴才和野心家,比如北师大揭发叶文福演讲的那些学生。现在高校还有“信息员”,这也可以说明,“五·四”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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