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所犯的一切罪惡，皆有其源頭，那就是記憶中最原初的犯罪場景了。它未必是一個人一輩子犯下的第一宗罪，也不一定是甚麼重罪，卻是決定了他日後罪性傾向的關鍵，也是他意識根處縈繞不去的死結。 聖奧古斯丁反省的開端也就是他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十六歲那年，他與一群惡友深夜時分闖入一座果園，搖下整株梨樹的果實。那些梨子並不好吃，所以大都給他們拿去餵豬了。「我們所以如此做，是因為這勾當是不允許的」。「我也不想享受所偷的東西，不過為了欣賞偷竊與罪惡」。 「當我作惡毫無目的，為作惡而作惡的時候，究竟在想甚麼？罪惡是醜陋的，我卻愛它，我愛墮落，我愛我的缺點；不是愛缺點的根源，而是愛缺點本身。我這個醜惡的靈魂，掙脫上主的扶持而自趨滅亡，不是在恥辱中追求甚麼，而是追求恥辱本身」（《懺悔錄》第二卷第四節）。 無論從任何角度去看，少年時代偷點水果都不算是特別嚴重的罪行；然而聖奧古斯丁卻用了許多篇幅去描述和省思這件事，難免令一個天真的讀者疑惑不解。莫非聖奧古斯丁律己甚嚴，在懺悔內省的過程中不放過那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瑣事？可是我們又會發現在其自述的罪行之中，花在偷梨這件事的篇幅比諸其他，卻又不合常理地長。這是為甚麼？ 理由是這件事乃他首次感到罪惡本身的誘惑，而且屈服其下。他偷梨不是為了想要吃梨的私慾，也不是為了滿足豬群的飢餓，而是為了偷竊本身帶來的虛幻自由及其派生的快感。這是為犯罪而犯罪，純粹的罪。而且這種由罪惡自生的引誘，導向了他日後其他所有罪行的性質。這就是聖奧古斯丁的原初罪惡場景，他在此初次領略到了原罪的存在與頑固。
二 我回想自己的原初犯罪場景，竟然就是我的「初戀」（至少我如此描述）。 唸幼稚園的最後一年，我喜歡上了同學馬燕。在快要畢業的某一天，我拉著他走到校園中央的一座水泥滑梯。那座滑梯有兩條平行並排的滑道，所以小朋友們可以雙雙站在頂端同時下滑，比賽誰的速度快。那天我向她提出：「我們一人一邊，手牽著手滑下來，只要能同時到達地面就表示我們結婚了。」於是我們結婚了。 暑假之後，我以為我們會上同一所小學，可是開學快一個月了，我還是沒看見他。後來我病了，家人帶我去看醫生，恰巧那個醫生也姓馬，我就問：「馬燕是你的女兒嗎？」大家大笑，當然不是。半年之後我才放棄重遇馬燕的想法。 為甚麼這是我的原初犯罪場景呢？那是因為日後每當我向其他人述說這個故事的時候，他們嘻笑之餘總會讚歎：「你那麼小就這麼浪漫，好厲害！」換句話說，這個故事可以為我帶來一種浪漫多情的形象，而浪漫與多情是我們社會肯定的正面價值，令人欣羨令人欽慕。所以我如何可以否定，在我覆述這個故事的時候不曾有一絲一毫炫耀的動機呢？難道我不曾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生起想要以此博人好感的念頭嗎？就像我對他也說過這個故事，而他的反應也一如他人，難道這不是在利用那最初純淨的感情去誘惑他人的醜惡行徑嗎？ 更何況那所謂的最初純淨也是不無疑問的。我為甚麼要在同學們眾目睽睽的情況底下，用這麼誇張的方法去向一個可愛的女孩表白呢？就像富商在報紙上登廣告向女星示愛一樣，這無非也是炫耀。 而炫耀為的不就是虛榮嗎？主啊！虛榮是多麼可怕的重罪呀！光明天使路西法不就是由此墮落成為撒旦。我的罪孽如此深重，竟然五歲的時候就嚐到了虛榮的誘惑。
三 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前蘇聯小提琴家柯崗（Leonid Kegan），盡力收集他的全部錄音，夜夜細聽。同時，我思考自己本來可以是個甚麼樣的人。 很多樂評人認為柯崗的巴哈拉得不怎麼樣，但是我以為除了溫暖如歌的葛羅米歐（Arthur Grumiaux）之外，就數柯崗最叫人難忘。例如第2號變奏曲（Partita）的「夏康」（Chaconne）舞曲，他的演奏是那麼地蒼勁，從第一粒音符開始就完全樹立了自己的性格，其右手的力度始終渾厚有力但又平穩無瑕。他奏出了別人沒有想過的巴哈，一個悲劇性的巴哈。 每次聽柯崗的「夏康」，我都會問自己，如果我沒有放棄，如果我好好地把琴學下去，會不會有一天我也做得到呢？ 當然不能，我不願意在這一點上自欺欺人。可是我們就是喜歡回首來時路，以為自己原該變成另一個人；不一定比現在好，也不一定比現在壞，但總之是個不一樣的人。 我曾經為了一些自以為重要甚至偉大的諾言放棄了自己心愛的物事與技藝，然後沾沾自喜，享受虛榮帶來的片刻快感（所以我不應該再說那都是些甚麼諾言，又是些甚麼物事，否則我只能重蹈覆轍），卻還以為自己莊重誠實，殊不知罪惡之蛇早在暗處一角無聲吐信。 那天我跟他說起琴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十分慎重，只是坦白道出過去的事。然而卻令他留下了印像。從頭回想，我怎知道自己的心是純淨的呢？魔鬼總在名聲顯著的善人心中埋下誘惑的種子。 人不應該為自己擁有的東西驕傲，更不應該為自己未曾有過的東西狂妄，因為那是虛幻的。無論我是那種人，又可以變成甚麼人，豈不皆是血肉之軀，地上的灰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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