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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爱的船长

我叫天使哥哥,在海上扔出一只漂流瓶,被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捡到了。正努力划向彼岸。

 
 
 

日志

 
 

金仲兵:学术不自由,自觉算个屁  

2013-12-04 10:24:36|  分类: 思想启蒙运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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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学术危机并非源自官本位是学者不自觉”文
 
  在“腾讯文化”看到属名“曾昭禹”一篇《学术危机并非源自官本位是学者不自觉》的文章,对原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32期4版上刊发的张福贵先生《学术不平等是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一文有颠覆式批评和论述。曾文摘要:“张文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是学术不平等,官本位意识导致了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不平等,急功近利的需求导致了过度量化的评价机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而认为,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在于学者不自觉。”
 
  笔者读后,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做“批评之批评”。
 
  “批评之批评”
 
  制度的触角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人治社会,执政者在治理上往往昏庸无能,但在维护统治上却是机关算尽,前后正好成反比。其最高境界,不是土豪强盗式的明火执仗,而是利用暴力机器“摆平”异己事物后,及时建立建全各项社会法律和规章制度,进入“以法治国”程序,完成“隐形暴力”建设。从此,一切本质上具有原始野蛮色彩的行为就被披上了一套漂亮的外衣,开始用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得到的威慑来消灭和同化异己,以实现对“自觉者”进行冷落和边缘化的目的。
 
  更深入的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进行长期灌输和教化,培养主动服从的内在动力。当“君权神授”这种难以证实和证伪的“历史选择”论成为“不争论”的一家之言之后,人们听到看到的全是官方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正能量。随着时光流逝,人们慢慢退化为唯命是从的思想奴隶,丧失自我意识和创新能力。
 
  在“出头者必死”的少数暴力时代,如果治下包括学术精英在内的少数有骨气的自觉者坚持学术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必会成为“一群并排站立的人中,第一个被剪掉脑袋的最高的人”。多数知识人或被边缘化沦为赤贫,或以身殉道,或成为会说话的哑吧,拜倒在官本位的石榴裙下卖身为奴。一群奴才组成的社会,就算有所思考,也无非是“怎样活着”这类极限命题。如果“生存式”思考也算是思考的话,显而易见与高远宏大的社会命题牛马不相及,根本无法升至“学术”的范畴和高度。
 
  台湾的文化大师李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台湾可以呼风唤雨,对以蒋家人为代表的独裁统治进行“拔皮式”批判,但一俟回到对岸,锐气尽失且奴相尽显。人仍为其人,时迁境移,入乡随俗而已。此非为李大师开脱并搏同情,而在说明环境对人的约束是多么无情。---一介斗士瞬间委身为奴,能说这仅是个人原因并偶然发生的吗?
 
  如果再回首文革期间,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因不堪屈辱而自杀殉道的场景,却没有像史马迁那样“发奋著书”,显然不够“自觉”。问题是,虽然现实仍需要励志故事,但不能将历史上的励志精华集于一身,当成一切,并用来神话现实。特别是将弱民政策下的文人学者说成是不自觉、不抵抗和风骨尽失,并强调“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权利是不会因为权力的打压而被剥夺的”,显然是无视事实的绝对化颠倒,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是在玩过时的“心灵鸡汤”。
 
  关于“官本位”
 
  中国的皇权本位经过长久积淀,已形成一种似乎无可争辩的所谓“历史合法性”。同时,集权社会下民间社会自由选择空间狭小,而受制于皇权的官权,因为处于权力核心而深受社会追捧,官本位意识于是变得强大无敌。追求理想、实现人生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官”。一诱一逼,“学而优则仕”上升为“仕文化”,就是“官本位”。在社会事物言行上,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对立,就是“以皇为根,以官为本,以民为轻”。这是中国“从黄帝到皇帝”的文化异化结果。
 
  官本位有两种走向:(1)在官方的指引或压力下,形成不得不被动服从的言行;(2)习惯于某种长期教化而形成的崇官情结和潜意识服从。
 
  皇本位-官本位-民服从-官收获-固皇权,源于官而施于民再馈于官终奉于皇,是官本社会的一个意识周期,皇权则是主导权力链条运转的“主动轮”,其余皆为不得不跟着转的从动轮。这种皇权裹挟下的强大社会意识涡流,无人能够逃离,包括学术权利和学术地位在内,只能沦为皇权的仆从,官本位意识,让一切学术行为马首是瞻。因此,“官本位意识并不必然导致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无法让人信服,而且恰恰相反,正因为官本位导致了“学术权利与学术地位的不平等”等学术危机。
 
  关于“不自觉”
 
  不自觉,也有两种表现,(1)觉醒者,明知可为而不为之的自觉拒绝,其下再分两种:坚守正义良知和助纣为虐;(2)糊涂者,浑然不知而无所为之,即非潜意识服从。需要强调的是,学术也有两类内容,一种是精神灵魂学,一种是现实生产力学,即所谓思想人文类的社会学和应用理工学。在人治环境中,前者因涉及民智开启和权利抗争的可能而受到绝对打压和排挤,后者属应用技术,在更多时候有利于统治而被网开一面。
 
  此处先假设大家认定的学术结果是一致的,即符合普世价值,利民利国一类,以防止一家学术袭扰读者视线,也防止对个人出现道德批评。
 
  曾文指斥学者缺乏其所认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且志在强调学术危机与官本位的影响无关或关联不大。但事实是,中国的学术市场完全是官方主导,自由学术市场几无存在,甚至连自由表达尚无实现。一个失去了自由表达的环境,学术不自由,自觉算个屁。强调“学术危机的最大症结在于学者不自觉”,无从谈起;一个面临学术危机的时代,为学术不自由付出代价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学术死亡的前兆。
 
  可以认定,学术危机的源头来自官方主导下的官本位,学者不自觉并非主因,而是往往在自觉地配合官本位意识(如果说“自觉”得还不够,则另议)。也正是这种不自觉意识下的潜意识自觉,才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危机。故此,危机责任在于主游的官本位,而非下游学者的不自觉。无视官本位的高压,而将责任全归于不自觉,这是最大的不自觉。
 
  说到底,自由与自觉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自觉,有是了自由才能促进自觉;反之,有了自觉则自由来得更快和更彻底。所以,要想挽救学术危机,在个人层面除了自觉坚守学术良知,还得有勇气和智慧去争取自由,决不能因为不自由而不去自觉地争取自由;在社会层面,毫无疑问地,当是彻底割除和抛弃“官本位”这个毒瘤,还学术以自由和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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