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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爱的船长

我叫天使哥哥,在海上扔出一只漂流瓶,被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捡到了。正努力划向彼岸。

 
 
 

日志

 
 

中国教育之殇  

2013-04-21 10:29:02|  分类: 思想启蒙运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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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的教育发展,任何一级政府官员都可以侃侃而谈,从取得的伟大成绩到宏伟蓝图,让人热血沸腾,油然而生敬佩之心。可是,当冷静下来思考时,就会发现,事情远不如想象的那么光鲜。


  诚然,比起几十年前,中国的文盲率大大降低,中国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大大提高。单是全日制高校,每年就有数百万大学生毕业,数十万研究生博士生毕业,还不包括那些大量的自考、函授、电大、夜大毕业生。


  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多少?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了多少?这些光辉的文凭有多少是货真价实?


  再看看我们每年那么多的课题,每年那么多的成果问世,每年那么多的论文发表,在全世界也应该是堪称第一吧。可是,我们有几项造福人类的发明?有几项享誉世界的创造?有多少世界一流的人才?


  更不要提诺贝尔奖了!


  中华民族本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中国的父母也应该是最具有牺牲精神的父母,“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话用在中国的父母身上那是非常贴切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就培养不出伏尔泰、贝多芬、爱迪生、爱因斯坦呢?新中国成立已近六十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水平却仍在低水平徘徊?


  问题到底在哪里?


  一、僵化的考试制度培养出了大批的奴才


  从出生以来,我们都被教育成听话的孩子,在家里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自然要听领导的话了。


  我们的教育,就是听话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史,就是一部听话史。我们的考试,更是把听话制度发挥到了极致。不但要听话,按照问题一个个地填鸭,而且还要严格按照出题者的思路和意图去填,以免一不小心,就填错了。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一次次的考试中过来的,月考、半期考试、期末考试,然后有小学毕业的小考、初中毕业的中考、高中毕业的高考,当然还有大学毕业考研、研究生毕业考博,这一路考下来,不经过成百上千次形形色色的考试,那是休想出头的。


  如果这些考试,能对学生的发展有利,能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那也罢了,关键是我们的考试没能承担起这个功能,相反,它还在扼杀学生的个性和灵性,已经变成了摧残学生的机器!


  1.考试目的在于培养考生揣摩出题者意图的能力


  以前科举考试考八股文,考生也要揣摩别人的意图。不过,那是圣人的意图。考生要把圣人的意思说出来,并加上自己的体会论证。现在的考生,考生揣摩的却是出题者的意图。圣人毕竟不多,其思想有连贯性,多读圣贤书自然可以揣摩,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品性还能得到锤炼,道德素质还可能得到提高。而我们现在的出题者那就多了,每个人的想法均有不同,你要去揣摩他的意图那就难了,揣摩对了,值得庆幸;错了,自认倒霉吧。


  比如在语文考试中,范进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是热衷功名、逆来顺受,如果把他拿来与孔乙己比较,你一定要明白,出题者的意图是叫你写“科举制度对人的戕害”之类的,因为,考起了的,让人发疯;考不起的,让人唾弃--那科举制度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辩解说,科举制度比起隋唐以前的举孝廉,或者九品中正制是很大的进步,它第一次让庶民百姓有参政的正规渠道;或者你以英国文官制度取之于中国科举制度为例,说它对改造国民素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甚至你举孙中山为例,说它“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 ;甚至以外国人的评价为例,说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那惨了,得不到一分不说,老师还会认为你态度不端正。


  如果是评价《水浒传》里的人物,或者鲁达、或者吴用、或者武松,那自然是武艺高强、或者机智过人、或者侠肝义胆正义的化身,千万不要提他们干的那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


  以历史考试为例,老师要求你说商鞅变法的意义,你一定要按照教材上写的去回答,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条对照,马虎不得。如果你异想天开,还敢回答说商鞅变法“只关注农耕领域内的结构性的改造而忽视商业和手工业”,甚至说“重农抑商,贻患无穷”,甚至说它是一次失败的变法,那肯定又犯了自以为是的大忌了。


  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优异的考试成绩,但是否有优异的能力那就另当别论了--也许只有揣摩别人意图的能力除外。这不是在培养奴才是在培养什么?


  还想让他们去独当一面,创造发明吗?


  按理说,揣摩别人意图的能力也是一种能力。遗憾的是,这个“别人”在随时发生变化,今天可能是这个学者,明天可能是那个专家,让你想跟上变化的节奏也未必跟得上。比如,初中课本里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以前教参归纳的主题是:用百草园的自由快乐衬托三味书屋的枯燥乏味,揭露和批判封建腐朽脱离儿童实际的私塾教育。现在教参归纳的主题却变成了:通过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的回忆,表现作者儿童时代对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同样一篇文章,几年前一个样,几年后又一个样,以前那些揣摩了多年才揣摩对了的学生不是现在又错了吗?对孔子的评价更是从“反动的奴隶主的代言人”到“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到“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从地狱飞升到天堂,用摇滚歌手崔健的歌词来说,“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2.以考试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导致学生的畸形发展


  以考试成绩为唯一评价标准虽屡遭诟病,甚至相关教育部门也屡屡行文禁止,但结果如何,诸君都非常清楚。


  现实是,考试成绩不但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而且几乎成了老师的唯一评价标准!


  从职称评比、先进评比、优秀评比……哪一项不是以成绩为主?美其名曰:狠抓教学质量。


  于是,老师们为了自己所教学科成绩能够提高,不惜拼命地挤占学生的时间。你早上去占,我就中午去占,你中午去占,我就晚上去占。以某中学为例,学生早上7点半到学校,中午12点10分放学,下午1点就要到校,然后是老师去布置作业,两点左右又有老师去讲解,2点半开始上正课,一直上到下午6点半到7点,甚至7点半(因为不少老师要拖堂)。除了中午有几十分钟吃饭以外,学生在校时间几乎是整整12个小时。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精力花在自己学科身上,就大量布置作业。你布置一个小时的,我就要布置两个小时的,这样七八科下来,学生回家做到晚上1点钟也做不完。做不完怎么办?那就看哪个老师厉害了!这个老师做不完最多骂一顿,那就不做他的,因为那个老师要打人的,还有老师要请家长的。所以学生成绩的好坏,不是老师教得怎么样,而是看老师“管”得怎么样,“占”得怎么样--长此以往,教师的威信何在,教师的尊严何在?


  成年人都知道保护自己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实行了,每年五月一日大家都知道高高兴兴去过劳动节,但是,学生的权利谁来保护?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生能不听老师的话吗?中国自古就讲孝敬父母,学生能不听父母的话吗?


  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真的尊师重道吗?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真的敬仰父母吗?


  有一项调查显示,在孩子们最敬佩的人中,中国孩子的父母平均在10名以后了,而美国孩子的父母却常常排在1、2位。中国的老师,排名恐怕更在后面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崇拜歌星、影星,可以崇拜体育明星,可以崇拜历史上的很多人物,但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不感冒,对自己的老师不感冒!


  这能完全怪他们吗?


  这样的情绪如果不正确引导,其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近年屡屡见诸报端的师生冲突,父子冲突,母女冲突,不知是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从互相辱骂到拳脚相加到拔刀相向,其狠毒其残忍令人发指,不了解内情的人恐怕还以为是几辈子的仇人呢.。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老师首先变得急功近利。教育本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孩子的发展的。但在唯成绩至上的环境下,老师们的目光也只能变得短浅,只要在所教的时间有个好的成绩就行了,哪里还能管他今后几十年的发展呢!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老师们变得不近人情。本来学生学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但为了得到更多的分数,也为了得到更多的奖励,不惜做大量事倍功半的事情。翻过去牛皮渣翻过来渣牛皮地直到学生反胃,哪里管他们还有许多学科没有时间学习呢!非但师生感情变得淡漠,教师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淡漠。长此以往,教师的心胸不是变得开阔了,反而是变得狭窄了,教师的品行不是变得高尚了,反而变得卑下了。试想,这样的教师能教出目光高远,胸怀天下的伟才吗?


  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学生可以没有思想,一切按照书本上记下来就行了;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学生可以没有感情,按照题目的要求胡编滥造就行了;在这样的考试制度下,学生可以没有道德,因为道德评价已经蜕变成《政治》课本里的条条款款,死记硬背下来就行了……问题是,这就是我们要选拔的学生吗?


  二、重点学校的人为划分导致整个社会的心态失衡


  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有所谓的重点学校。从区重点到市重点直至国家重点,放眼一望,蔚为大观。这恐怕也堪称中国特色了吧。


  这些重点学校的形成,一方面靠前人的积淀,比如教育家陶行知、教育家张伯苓办的学校,那当然要成为重点学校。一方面靠后人的争取,你的人脉好,领导赏识,给你鼎立支持,别人每年只能拨款10万,你就可以100万;别人100万,你就可以1000万甚至上亿元。财政倾力支持,人事优先选择,这样造就一个重点学校速度惊人,3、5年绰绰有余。

 一旦获得这种殊荣,那好处可就大了:学校建设搞上去了,学校设施改朝换代了,教师待遇提高了,学生收费也看涨了。


  一个重点大学的教授在办讲座的时候,不无得意地说:重点大学的校长在干什么?在想方设法把钱用出去,尤其是年关将近,如果还用不完的话有可能被回收,所以是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也要把钱发出去。而普通大学的校长在干什么呢?在想方设法找钱过日子,因为投入差距很大,入不敷出啊!


  对地方政府来说,能在任期之内兴建一所重点学校,那也算功德无量,脸上有光啊。可是,对其他学校呢,这公平吗?每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重点学校,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盖那么多的希望学校?经费本就紧张,投入本就不够,还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经费去堆积到少部分的学校身上,有那么多的失学儿童也就不稀奇了。据报载,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一人在大陆就捐资兴建了1万所希望小学,还不要说其他人的捐赠了。如果每所学校以200学生计算,换句话说,如果不是王懂事长捐建那1万所希望小学,至少有200万学生将失学!


  我们在为这些慈善人士叫好的同时,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自己:办教育本是政府的事情,为什么要靠这样多的人士来捐赠?我们甚至还可以反省:我们把国家的拨款真的用好了吗?


  重点学校的人为设立,非但没有起到教育公平的作用,还让整个社会为之心态失衡。


  首先是教师失衡。同样一个学校毕业的老师,分配到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那就大不相同了,待遇将成倍数的差距。同样一个地方,却如身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叫他们如何能平衡?所以,在毕业分配的时候那就要各显神通了,有关系的递条子,没有关系的恐怕只得递票子了。问题是递了之后可能也没有用,那就只能憋着吧,寻找机会跳槽。这样的教师能安心工作吗?这样的教师能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引路人吗?


  然后是家长的失衡。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读重点学校,咱家的孩子为什么不能?于是,从小学起,孩子就背负着沉重的使命--考取重点初中!上了初中又有新的任务--考取重点高中!到高中,那肯定的了--考取重点大学!乃至硕士,乃至博士,乃至出国留学!所以学生一进入小学,就基本上背着一个也许二十年也扔不掉的巨大包袱!语文要补、数学要补、英语要补,还有钢琴、绘画、舞蹈等等等等,在学校本就学厌了,休息日也不得清闲。为了什么?为了学生能考个重点学校,为了学生能找个好的工作!所以学生出来工作之后,对学习不感兴趣那就很正常了。有人嘲笑说中国的研究生不搞研究,中国的博士生还不如别人的大学生那就很正常了,因为他们的读书,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为了找个好工作!


  然后是学生的失衡。本是同班,或者邻居,别人读了重点学校,我却读了个普通学校。提到别人,父母称赞,亲戚称赞;提到自己,父母摇头,亲戚不语。这是自己的错吗?五六十个学生,只有一两个名额,他们自己来考噻!语文已经98分了,数学已经99分了,还是差一点,能怨谁?怨自己运气差呗!无形之中,学生的心里就自然树立起重点学校的学生才是人才,自己只是蠢材的可怕思想!


  其实,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本就有极大的缺陷,何况有的学生成绩只是毫厘之差。但人为定出来的重点非重点学校却让他们感到仿佛云泥之别。对学生,尤其是奠定人生基础的小学生、中学生的打击是无法估量的。


  此外,重点学校凭借自己的名气,开始大肆敛财。每个年级用那么两个班作为诱饵,让各地学生竟相去挤,然后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装点门面。再办10-20个收费班,每个学生3-5万的赞助费,并自己定一个分数段,差一分多少钱明码实价。一个班60人,大家算算收入多少?同样是国家办的学校,同样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学校,他们为什么就敢那么收?别人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们却是取之于民,再取之于民!这不是掠夺是什么?


  更有甚者,凭着掠夺来的惊人财富,重点学校到处去挖别人的墙角。你这里有名师,那不要紧,挖过来就行了,还可以解决配偶子女问题;你这里有尖子生啊,那好,挖过来,还可以一次奖励几万块钱。其他非重点校就掺了,本身条件就差,培养一个名师很难,这不,一锅端了;本身生源就不好,培养一个尖子生不容易,这不,要出成果了,又被人家摘了桃子!你能怎么样?谁叫你是非重点呢?


  这样的行为与抢劫何异?它不但抛弃了公平竞争的法则,把正义、荣耀、互助等美好品质践踏于地,而且扰乱了整个教育行业,使学校变得急功近利,使教师变得不思进取,使学生也变得无所适从。


  有的学校为了避免自己培养的学生被挖,就在学生的成绩上做文章。学生成绩明明是140分,它故意把它打成110分,让别人糊涂,学生也糊涂,直到最后,希望来个一鸣惊人。


  请诸君注意,这是学校啊,这是传授知识,启蒙思想,寻找真理的学校啊,当它也需要采取这些欺瞒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想它带给学生崇高与文明吗?


  三、过低的教育投入导致学校变成了企业


  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而我国却只有2.5%左右,甚至一度还下滑到2%以下,连非洲最穷国家乌干达也不如!


  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的目标4%,至今仍只是一种奢望。


  是我们没有钱吗?否。君不见,每年公款吃喝几千亿,每年公车消费几千亿,每年出国考察几千亿,把这些去掉一半,教育经费就绰绰有余了。


  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导致学校成了企业。今天是借读费,明天是捐资费,后天是补课费,反正一分钱一分货。有名的学校尽可以狮子大开口,动辄数万,普通的学校就只有小心翼翼、欲说还羞。多了,怕人家不愿意;少了,又觉得吃亏了。害得有关部门每学期开学前都要行文发通知,今年不许收这个费,明年不许收那个费,哪个哪个费是严禁,哪个哪个费是不许,均是义正词严,不容商量。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许收借读费,那我就改成赞助费,不许收补课费,那我就改成资料费。于是,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现象:上面的政策说得是天花乱坠,下面的学校仍然是我行我素。家长看了报刊登载的内容刚刚还在高兴,那边催费通知又来了。所以,教育投诉历年是居高不下。徒唤奈何!


  教育行政部门明知学校的诸多不轨,但深知教育的投入的不足,所以在多数场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还为之打掩护,找借口,应付上面的检查。


  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由于默许这种半公开的“经营之道”,一些学校变成了纯粹的买卖场所。一方面,要招生。每年派出专门的招生队伍奔走于各低段学校,发传单,搞演讲,请客,送礼,派红包,反正能用到的手段都可以采用。甚至还与相关人员达成秘密协议,送一个学生来,反馈多少金额!另一方面,又有高段的学校来招生,同样对待,当然,那是主客换位了。吃饭、收礼、收红包……还有卖学生!送一个学生应该收多少钱,那也是毫不含糊的。真不知,如果我们的学生知道他们早就成了他们尊敬的老师的商品时,作何感想!也难以猜测我们的老师面对学生真诚的求教时,他们会怎样推荐学生报考的学校!


  一所学校,上至校长,下至教师,都围绕学生,或者学生家长的钱包在打主意,这样的学校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恐怕非但不能把学生教育成才,反增添了他们的心理缺陷和愤世情绪。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太穷了,人均收入还不如美国的30分之一,人家美国可以怎样免费,甚至为每个孩子提供多少补助,我们不行,我们要干的事情太多了。


  那就看看日本吧,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固定资产损失了90%,但是,战败后的第二年,日本就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法。在很多大人吃不饱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保证了九年义务教育经费,保证穷孩子有一顿免费的午餐,直到1962年生活水平仍不及中国大陆水平(原先遗留在东北的日本人都不愿意回日本就因为此),但他们却拿出了GDP的17%去办教育,所以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所有的劳动力几乎98%以上都是初中毕业生;到了70年代就业的劳动力90%以上是高中毕业生;在1980年的时候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在西方大国中仅次于美国。并借此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把英国、德国都甩在了后面。


  再看看同样是中国人的台湾,对教育的投入更是一度达到了GDP的22%,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人均受教育程度及人均收入均远远超过大陆水平,这不能说不应归功于教育。


  所以,为子孙后代计,为民族未来计,请我们的政府重视教育吧!


  四、整齐划一的学科设置导致千校一面毫无特色


  1939年, 当时的教育部屡发训令, 要统一大学的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引起了西南联大教授的普遍不满。并呈送了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呈常委会函》, 文中提出了多条反对意见,包括指责教育部“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 ,“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如果实施,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等,当局碍于联大教授们的名望,也就默许了。


  时至今日,当初那些“统一课程”“统一考核”的观念非但在大学存在,在各个教育系统都存在,而且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教育的各个方面,并美其名曰“部颁标准”。所以,你到中国的最北方或者到中国的最南方去看,课程设置几乎一样,甚至连教材都几乎一样。但是否适合学生就不管了。比如,语文课本里描写的是春天花开,夏天枝繁,秋天落叶,冬天飞雪。生活在南方的孩子却只看到了春花看到了夏木却没见几片落叶更找不到几片雪花。但老师教学生写作时一样是春暖花开,夏木葱茏,秋叶飘零,冬雪弥漫。看不到近在眼前的四季如春,也不去了解黄葛树四季都可落叶的特点--反正教材如此嘛。

这样硬性规定的结果是,无论你到哪个学校去,都是上一样的课程,无论你有哪方面的特长,都用固定的尺子比量。所以,无论各个学校外表看起来有多么的不同,其内容都几乎一样:一样的作息时间,一样的课程安排,一样的教学,一样的考试……似乎所有人都只是固定程序里的一个产品,设计者或帮助者(教师)要做的只是用固定的思维去完善自己的设计而已。看起来公平合理,其实缺乏最起码的人文关怀,它藐视学生的个性,扼杀学生的天分,培养出大批没有个性、缺乏思想的所谓“精英人才”。


  近几年新课程改革,允许设置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看起来应该拍手叫好了。问题是,这些课程不纳入考试范畴,而现在评价学生的好坏,基本上唯一标准就是考试科目的考试成绩啊!所以那些课程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全国各地考试的科目仍然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等。就如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因为服装式样的单一和色彩的沉闷被西方人形容为“蓝蚂蚁”。我们现在穿的衣服虽然是五彩缤纷,但我们受的教育是否还是一群“蓝蚂蚁”,我们的内心是否还是一群“蓝蚂蚁”?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按照理智的判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计划:一种是在特定情况下不可缺少的细节安排,另一种是对一个无法达到的整体进行全盘计划,后一种计划是会造成灾害的。”我们面对的是上亿的学生,我们面对的是上亿个充满灵性的个体,但我们却想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去进行“全盘计划”,其造成灾害也就不奇怪了。


  其他不说,单看英语课程的设置就明白了。从初中,甚至部分小学开始,英语就成了学生的必考科目,其在考试中所占分数与语文数学一样,是最高的150分。既然如此重要,学生就决不敢轻易放弃。所以,学生在学校要花大量时间学习,回去之后,还要想办法补习。各种或正规或非正规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新东方、疯狂英语、剑桥英语……在它们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学生们的精力也耗费得差不多了。


  问题是,经过十几年成千上万小时的学习,有多少学生英语“学会”了。有人不无讥讽地说,中国是世界上“说”英语人口最多的国家!


  13亿人口的国家,每个子女,都要耗费那么多的精力,花费那么多的物力,去学别人的语言,到最后却没有几个人学会,这难倒不是悲哀吗?


  更有甚者,大学英语过不了四级是拿不到学位的!


  英语是个什么东西,有如此重要吗?


  它不过是别人的一种语言而已!看看《最后一课》里法国人对自己国家语言的热爱,再看看我们现在从上而下的对英语的狂热,不能不令人感慨。


  确实,我们相较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需要学习人家先进的地方,包括语言。但有必要全国人民都去学习吗?上亿的学生,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去学,也足够了啊,用得着这样疯狂去学吗?


  如果把它设为选修课程,如果能解放出千万的学生,如果这些学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其他行业,可以说,任何一个行业也会欣欣向荣的!


  问题是,我们的“部颁计划”允许吗?


  当年的西南联大就没有把什么英语作为必考科目,而是根据国难当头的实际情况,规定体育课和军事训练单独计学分,不及格不能毕业。虽然总共只办了8年,可却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的人才,至今还让我们的许多学校难望其项背。


  中国有如此庞大的教育和受教育人群,各个地方的学校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国家、社会的需要设置课程,没有必要整齐划一,搞得如流水线上的机械产品,一模一样。


  五、 注重知识的传授,不注重文化的熏陶


  现在我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我们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的人数大为提高,一句话,人们的知识水平突飞猛进。但是,我们的文化呢?我们是更有文化了吗?


  有人来到偏远的山村,遇到一个农村的老太太,看到人家的接人待物礼数周全,不禁大为感叹,中国的文化在民间啊!


  再看看我们培养了多年的天之骄子,也许,从知识上来说,他们算得上一个文化人,可是,他们真的就有“文化”了吗?


  不必举那些弑师杀父的极端例子,也不必举那些视同学如寇仇的个别案例,单看看他们外出春游秋游留下的字纸垃圾,看看他们旁若无人侃侃而谈的出口成脏,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养育多年的父母双亲,如何对待朝夕相处的朋友同学,如何对待工作中的同事领导,如何对待摆在身边的蝇头微利,我们心里不禁有所怀疑:他们真有文化吗?


  事实是,我们教给他们文化了吗?


  林语堂先生讲了一则有趣的故事,说在牛津大学,那些教授带学生很好玩。学生去了后,也不讲什么知识,就一味的抽烟,等到学生被烟熏染得差不多了,学生也就可以毕业了。


  笔者到不是主张要用烟去熏染,可是,反观我们的教师,一上讲台,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灌输、灌输,最终把学生搞得像北京的“填鸭”似的反胃,还不如被烟熏呢!


  我们的语文,教了学生大量的答题技巧,得分手段,可就是没教会学生抒写性灵,抒发感情;我们的历史,教了学生大量的人物、政治、军事事件,可就是没教会学生从中学到的思考和启迪;我们的数学教了学生大量的偏题怪题难题,可就是没教会学生如何运用于生活实际;我们的英语教了学生大量的单词记忆,可就是让学生张口结舌无从说起;我们的思想品德教了学生大量的名词术语,可就是让学生不知身边该从何做起……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教他们要爱祖国、爱人民,可就是没有教会他们如何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教育他们要胸怀大志报效祖国,可就是没教会他们如何待人接物,怎样才叫文明礼仪;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教育他们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可就是没有教会他们怎样做饭如何洗衣……


  在知识上,我们可能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在文化上,我们可能一知半解小学还没毕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我们的选拔制度就只看有没有知识,而不会看有没有文化呗!


  六.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每天清晨,千千万万的学生迎着晨曦步入学堂;华灯初上,才能疲惫地回到家里;夜深人静方能休息一会儿。第二天,又重复这样的程序。学校、家庭两点一线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那么,他们学到了什么呢?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被老师条块分割一一占领,如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哪有时间去思考理想和人生的意义?在家里,所有的时间都被作业和父母的叮嘱占据,如一只密封的口袋不留一丝缝隙,哪有精力去品尝知识的甘甜和生活的乐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样的日子要过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一个人的最美好的时光就在这样煎熬痛苦中度过,我们还想他们仁义礼智温良恭俭吗?我们还想他们感恩戴德心存悲悯吗?我们还想他们齐家治国兼济天下吗?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李森教授专门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教师》:


  你把洁白的棉花缝制成谎言的尸衣


  你把文字图案,堆砌成天空的墙壁


  你让所有的鸟儿,都贴着高墙不停地敲着鸟喙


  你还不停地摇着风车,渴望下雨


  老师真就那么可恶吗?或者这一切都是老师造成的吗?莫非还需要像文革中把老师打成臭老九一样把老师重新打倒一遍?


  我想,老师的苦楚只有老师知道,李森教授知道,我也知道。


  同样的是晨曦未露他们就第一个到达学校,中午饭碗刚放就来到教室,夜深人静可能还未休息。领导的嘱咐、家长的企盼、学生的成长、社会的评价、同事的眼光……这一切组成一个比学生更加巨大的包袱压在他们的身上。如果说学生的包袱要背十几二十年,那老师的包袱却要背到自己退休为止。


  给学生自由吧,我们这样祈求,可是,领导答应吗?


  给学生空间吧,我们这样希望,可是,家长答应吗?


  为学生的未来奠基吧,我们这样想往,可是,急功近利的社会答应吗?


  有人说,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甚至有人更极端地说:没有万恶的人,只有万恶的制度!


  虽是激愤之语,却不无道理。


  如果我们的教育体制能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如果我们的教育部门能少些命令多些关怀,如果我们的整个教育环境能更加宽容更多理解,那一切激愤和抨击不是可以烟消云散?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杞人忧天,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片面极端,教育的天空是白云悠悠阳光灿烂。在此,我不否认我们教育的进步,也为我们国家近几年加大教育投入感到欢欣鼓舞。不过,爱之深,恨之切。我唯愿我们的教育能办得更好,唯愿我们的老师能活得更有尊严,唯愿我们的孩子能笑得更加灿烂……


  教育的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教育的问题,是关系民族兴衰存亡的大问题;教育的问题,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问题。中国是个穷国,中国也是个大国,穷国办大教育要受诸多的限制约束,要解决历史遗留的诸多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完成。但是,如果没有长远的规划,清晰的思路,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去实施,中国的教育何时才能走出困窘,何时才能走向辉煌?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


  1.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利。


  教育的诸多问题都跟大学密切相关,只有把这个渠道搞好了,其他许多问题才能解决。现在的大学从课程设置到用人管理到招生考试,都有诸多的限制。大学本是学术自由,思想碰撞之地。有关部门应该给以充分的信任与包容,不去或少去干涉他们办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授与校长相比,校长固然重要,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最重要的是教授。”足见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尊重。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校长,更多的是官员的身份,我们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就是更上一级的官员了。所以现在的教授沦为当初西南联大教授担忧的“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并一切要听命于校长,而校长一切听命于上级官员就不能避免了。如此环境下,怎能出大师,自身的工资可能尚不能保证,又怎敢发表自己独立不羁的思想见解。没有独立的学术思想,大学要教授干什么?

所以,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利,不是给大学校长更多的自主权利,应该给由教授专门组成的委员会更多的自主权利。


  2.鼓励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


  我国现在的学校,90%以上都是国家办学,对于本就不宽裕的办学经费来说,确实是捉襟见肘。而且,由于国家统管,不可避免地出现千校一面互相雷同的局面。再好的模式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学校。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企改革,有所谓的步鑫生模式,张兴让模式,但最后都失败了。因为,各个企业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不可能简单复制。后来的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也没有看哪个是专门靠一种模式兴起来的。所以国家应该像当初发展民营经济一样,大力支持民营甚至外资办学,还可以与国外著名学校联合办学,甚至让他们独资办学。就如当初引进外资企业一样,目的是让整个经济搞活,现在引进外资办学,同样也是为把教育搞活。我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花费巨额的学费到国外去留学,如果我们能引进国外的资本及办学模式,在本地办几所国外类似的学校,让学生们实现在本地就能“留学”的愿望,不是可以节约一大笔经费吗?此外,多种形式的办学既能满足学生的不同层次的要求,利于学生的成长,同时也能为其他学校提供借鉴和参考,使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当各种所有制的学校达到一定比例,而他们都可以自主招生,自由竞争的时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以一次考试定终身的时代将不复存在,以考试为唯一选拔标准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则学生的包袱不需要三令五申自然就会减轻,乱收费的现象不需要隔三差五一个文件自然就会消失,教师的彷徨无奈也自然会消失无踪,国家教育支出的压力也会减少,一举多得。


  3.取消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等类似评比。


  国家应该鼓励各个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不应鼓励千校一面。所以重点学校之类,示范学校之类,完全用不着授牌,更用不着青眼有加,因为这一切的评比,都是建立在标准生产的意识上,而学生不是机械产品,不能去人为定制量化。此种鼓励,只能抹杀学校的特色,导致学校的平庸化。


  4.实行完全意义的义务教育。


  凡我国民后代,只要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习,都应享受义务教育之权利。现实是,很多学校拒绝接纳非本地户口的学生,成千上万的民工子女仍然要缴纳高昂的赞助费方能入学,对于收入本就很低的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虽然现在每个地方都设有几所民工子女就读学校,但这些学校,要么条件很差,要么地势偏远,而且还常常以人满为患做托词,同样需缴赞助费,才能就读。为了改变此种情况,建议逐步放开学校限制,让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学校对所有学生开放,并禁止在义务教育阶段收取各种非规定费用,使我国能真正完全做到九年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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