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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爱的船长

我叫天使哥哥,在海上扔出一只漂流瓶,被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捡到了。正努力划向彼岸。

 
 
 

日志

 
 

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  

2013-04-24 13:37:09|  分类: “五四运动”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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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胡适并没有认真阅读王国维,或者是胡适阅读了却没能读懂,不管怎么说,胡适之于王国维的茫然不知,乃是其思想境界和学术实力之短,并非其长。这就好比同样的论说魏晋时代和魏晋诸子,对照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和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高下立判。鲁迅的论说虽有独到之见,却世故大于思想,意气甚于辨析。陈寅恪立论高远,释证严谨。从汉末党锢到竹林七子再到陶渊明,将这一脉士子的心路历程,解说得清清楚楚。陈氏又从魏晋诸子的家世背景和思想渊源、亦即生存环境和存在倾向的交织上,将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精神风貌和历史命运,层层揭示,读来历历在目。倘若说,鲁迅的深刻仅止于人情世故,那么陈寅恪的历史洞察却具有透彻的审视和澄明的境界。几乎是相同的对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开了风气之先,但思想力度和学术根底,却远逊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古史新证》。胡适从老子孔子断然开笔,勇气可嘉,然而论说乏力,释证苍白。胡适既没有读懂老子,也没有弄明白孔子。读懂老子孔子除了对文本的研究和思考,还必须知道老子孔子言说的历史语境。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无知,而是两千多年读解老子孔子的症结所在:将老子孔子阅读,与商周之交发生的历史剧变,全然隔离。至于胡适将有关易的论说随手安插于“孔子”章节之中,更是随心所欲得近乎搞笑。正如读解老子孔子要从商周之交读起,解读商周之交又有必要弄明白姬昌演易。虽然历史并不等于逻辑,但历史却确实受制于思想的演变。倘若说,老子的言说是指向姬昌演易和姬旦建制,那么孔子的言说则是对老子的回应。正是相对于老子的不以周制为然,才有了孔子的“吾从周”之说。如此等等。若要读出上古历史的奥秘和读懂先秦诸子的言说,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和《古史新证》是必不可少的,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摆脱传统束缚的努力。 

  相比于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得不说,五四新文化诸子无论在在学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显得肤浅。最为深刻的周作人,也仅止于将五四文学新潮与明末小品作联接。新文化诸子固然有志于推翻孔教,摆脱陈旧的传统,但真正给予孔孟之道以致命打击的,恰恰是拖着辫子的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无意间揭示出了先秦诸子的历史语境,从而使后人厘清老子孔子思想的来龙去脉成为可能。比起新文化诸子只是不满孔孟之道,王国维和陈寅恪却击中了孔孟哲学的要害: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换句话说,不过是生存之道的谋求,并无有关存在的思考体味。至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所指出的周制特征:尊尊亲亲,更是无意间道破了有周建制五百年后“从周”之孔孟伦理的非人道之所在:等级制度,等级观念;后人籍此可以看出,由于周制的建立,人与人之间分出了高低贵贱。人的尊严遭受践踏,由此开始。 

  五四新文化力倡科学和民主,确实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孔孟之道的最大克星,乃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五四新文化诸子虽然萌生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但还不曾具备明确的人权意识。除了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等文章中以人本主义的基调有所涉及,其他诸子鲜有论说。胡适注重民主制度的建设,陈独秀一头扑进共产革命,鲁迅专注于国民性批判,周作人倒是努力过将文学诉诸人道主义;但是,以人人生而平等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为核心的人权意识,在诸子著述中,却相当微弱。这给以后的毛式革命和毛式专制的肆虐,无意中留下伏笔。新文化运动诸子,不管如何勇猛地批判孔孟,骨子里并没有全然摆脱传统的纠缠。传统的惯性和思维的定势在新文化运动中被下意识地体现为:社会改造远比个性解放重要,族群意识依然大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识,更是高于人的尊严。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非但没有找回人的尊严,反而加重了整个族群的自卑。仿佛这个民族天生不需要平等和尊严,天生需要领袖来解救,天生向往山呼万岁。卡夫卡在描写格里高里变成甲壳虫时,充满悲悯,而鲁迅在嘲笑阿Q时,却高高在上,多多少少在扮演着救世角色。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诸子,也确实成了时代英雄,确实成了被众人膜拜的偶像;相反,王国维和陈寅恪却被时代潮流挤到一边,只能置身灯火阑珊处。此乃新文化运动的狂飚突进特征,与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又一区别所在。倘若以孤寂,作为衡量是否具有文化巨子意味的标准,那么新文化诸子当中,惟有周作人与此相近。 

  文艺复兴通常以孤寂为前提。因为对历史文化的反省,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冷冷清清的思索,更是空谷足音的体悟。孤寂使走向内心成为可能,而走向内心,又是文艺复兴不可或缺的人文底蕴。王阳明的“明心见性”似乎意识到走向内在的自省,远比关注外在的伦理秩序更有意义。这是王阳明心学比程朱理学更具思想价值之处。王阳明没有弄明白的只是,心和佛一样,只能体悟,不可细究而成一门学问。佛不可著相,心也不可著相。先秦之际,也正因为老子不著圣哲之相,所以使《道德经》成为中国人历经数千年的思想标高。宋明时代,却由于诸儒个个籍著述出人头地,竞相争雄,致使理学也罢,心学也罢,再高深莫测,也难免过眼烟云。这可能也是儒家特有的焦灼心态。遥想当年,孔子也罢,孟子也罢,全都活得焦躁不安;四处奔波,满世界的游说,充满天降大任于己的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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